正午，罗布泊，烈日肆意炙烤着戈壁，布满盐碱的褐色硬土反着刺眼的白光，逼得人眯起眼睛，汗水顺着身体一直在流，让人不断地想到木乃伊以及它黢黑干瘪的样子。

钢轨上的温度已经达到70摄氏度，鸡蛋放在上面很快就熟了。辽阔无际的天地仿佛是没有墙壁的桑拿室，找不到出口，让人窒息。

戈壁上，“80后”工人沈鹏蜷缩在小土丘的阴影里酣睡。身下垫着一块纸板，脸上蒙着一件衣裳。

还有40公里，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的首条铁路——哈罗铁路就铺到终点，建设者——中国中铁一局新运公司的铺架工人们已经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白天扛40多摄氏度，晚上10几摄氏度，困了，就躺在戈壁上睡会儿。

7米多高的铺架机依旧马力强劲，以小时为单位吊着20吨重的轨排向前铺进，一节轨排长25米，这意味着，每放下一片，离终点就又近了25米。

20个月来，工人们每天就是这样25米25米像一个人的脚步一样，从300多公里外的起点哈密一路铺架下来的。

现在，胜利在望。

一

    2012年6月18日，记者走进罗布泊哈罗铁路铺架现场东台地，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竟是第一个出现在工地上的女人。“这里自然条件太恶劣了，所以全部是男职工。”用工人们的话说，如果飞来一只蚊子，也一定是公的。

从哈密出发进入罗布泊，一路上300多公里光秃秃的戈壁，看不到一丝绿色，只有蓝天上漂浮的大朵白云变幻着身姿与我们如影随形。“天上无飞鸟、地上无寸草”，这就是“无人区”、“生命禁区”的真实面貌。

一年365天，罗布泊200天飞沙走石，最大风力超过13级。风把架在平板列车上的彩钢房宿舍吹得像摇篮一样，睡一晚起来，拍一下盖在身上的被子，沙土能扑到对面的床上；饭碗里面条被风吹到地上的事司空见惯。

“一阵狂风后，好好的人就变成了盗墓贼——浑身上下全是盐碱地吹起的白灰，像从墓穴中钻出来一样。”一位被称做“飞哥”的老工人告诉记者，有一次在外作业时突遇狂风，工具、安全帽全被吹咆，幸好他死命地抱住了钢轨，人才没被吹飞。更严重的一次是彩钢房也被大风吹翻，冰箱、电视机像石头般滚下路基，被褥、锅碗瓢盆也刮得不知去向，“还看见钱在空中乱飞呢，不知道是谁的。”“飞哥”语气很家常。

正线全长373.84公里的哈罗铁路是专为运送罗布泊内的钾盐等矿产而修建的，承建单位中国中铁一局新运公司是荣获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众多荣誉的企业，2010年10月哈罗项目部开始铺架基地建设，因为运输线路不通，最初的砂石枕木钢轨以及机器设备，全部靠100多名职工肩扛手推地运进来。当时戈壁上已经冰天雪地，手碰在铁上立即就会粘住，那滋味可真难受。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在这里爆炸的，有没有核辐射？进来的人暗自担心。

“担心有什么用？干我们这行的，注定要承受比一般人多得多的艰苦与荒凉。”留着平头的项目部常务副经理胥洪长得很像邓小平，当兵时他曾参加过特型演员的挑选，因为腼腆，站在台上居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此而落选，这成了他多年来一直不断遐想的遗憾，“如果不紧张，如果被选上，唉，人生就是两条路了。”操着四川乡音，现在的他，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住。

让胥洪心里真正难过的是自己的女儿已经10多年没叫过他一声“爸”了。

干工程常年在外，孩子从小不能带在身边，长大后“爸爸”这两个字便怎么也叫不出口了，“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听孩子叫我一声‘爸爸’。”说到这事，胥洪的泪水不争气地冒了出来。

按他现在的条件，已经可以把老婆孩子接在一起生活，“孩子正在上初中，这里的教学条件跟老家比差太多。团聚？还是等孩子考上大学再说吧。”44岁的胥洪最少还要忍耐五六年的分居生活。

难得回趟家，胥洪总是跟闻讯而来的同学朋友们“请假”：“给我3天时间先跟老婆孩子亲热亲热，之后咱们再叙。”

记者问他心里的幸福是什么？回答很简单干脆——和老婆孩子在一起！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的当天，胥洪远在新疆，一家人生死未卜，他却无法丢下项目赶回家，焦虑不安的他坐在房东家的池塘边，一直不停地拨打绵阳的电话，信号全断了，他根本不管，还是隔几分钟就重拨一次，后来电视上开始有了灾区的报道，他就整晚一边盯着电视一边继续打那个没有信号的电话，整整打了一天一夜。“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们架桥铺路干的都是积德行善的好事，老天爷会保佑的。”

罗布泊自然条件恶劣，但胥洪脑海里却存着特别美好的画面，“冬天下雪的时候，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只有我一个人走在戈壁上，大地积着厚厚的白雪，灰蒙蒙的天空卷着大片的白云，那么低，好像再往前走两步，就能伸手摸到了似的，我忍不住想，我是不是进了另一个世界？”

……

胥洪的描述让记者想起了中铁一局的全国著名劳模窦铁成，他也曾在新疆的沙漠里工作过，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给自己起了“天边的云”这个网名，在没有绿色、没有人烟的荒野，也许只有天上的云彩，才能与这些辛劳的人们彼此相望，温柔无语地相伴。

漫漫无际的生涯，人在做，天在看。

二

    探险的人都说，“6月不进罗布泊”，因为这个季节是罗布泊自然条件最恶劣的时候，烈日狂沙，不仅艰苦而且充满危险，但老天爷好像对我们的来访格外关照，一向很少下雨的罗布泊居然在我们到来的前一晚一连下了３场雨。气温从40多摄氏度下降到了三十六七摄氏度，清凉了很多。“否则四十七八摄氏度的高温，你们在外面根本站不住。”陪同采访的新运公司党委书记王新年说。个把小时不到，他原本白皙的面孔已被晒成黑红色了。

罗布泊日照十分强烈，高温下，为了防晒，记者不仅事先厚厚地涂了一层防晒等级最高的50倍防晒霜，戴上了帽子、墨镜，而且还特意捂上一个又大又厚的口罩遮住大半张脸，最后像维族女人那样用纱巾把整个头、脖子裹住，样子十分古怪而且相当憋闷，但为了防止皮肤被晒出黑斑，只能忍着。

“罗布泊的条件并不是最艰苦的。”王新年说，现在职工的宿舍，再艰苦的地方都安装了空调，配备了电视，水和粮食蔬菜全是花大价钱用汽车运进沙漠，一吨水的成本大约就要100多元，跟20年前他在新疆修兰新复线时住帐篷缺水少菜比起来，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外人看着我们这个行业如何如何艰苦，在我们自己人看来都很平常了，一代一代修路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王新年的岳父是60年前修建兰新铁路的第一代中铁职工，那时候住的是地窝子，机器很少，大多靠人力，劳动强度极大。“我听老人讲，当年他们扛枕木，一人肩上扛一根，谁要是动作慢了点儿，后边的人便一个接一个地超过去，那场面才叫热火朝天大干快上，动作慢的，肩上的这根枕木就得一直扛着，根本别想放下去……”王新年的眼睛里有种对老一辈的敬意，“那时候的条件最艰苦，人们的干劲儿却最大。”

站在刚刚铺就的哈罗铁路的轨道边，面对包裹得像一个阿拉伯人似的记者，46岁的王新年心有所感地讲起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在京九线当项目经理时经历的一起安全事故。

那是在广东东莞一个叫陈江的工地，进行既有线换轨作业，邻线火车照常通行，施工只能是天窗点作业，因为晚上火车相对少一些，所以天窗点大多都在晚上，两条铁轨线路的中心距离只有4米，非常狭窄，施工中，一名工人被急驰而来的火车撞倒。

接到消息后，王新年立刻组织抢险，同时还要组织工人照常施工……整整一个多月的煎熬，让他几乎快要崩溃。从小在西安法门寺边上长大的他，很长时间心理上难以从这起事故中解脱，虽然工程中难免发生意外，但王新年却总是觉得心痛。

陈江附近一座小山上有座寺院，难以从悲伤和自责中解脱的他，悄悄进了趟寺院，别人都是开车上山，他则虔诚地一步一步走着上去。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历练了我，好像一下子真正的成熟起来了，另一方面在工作中更注重安全生产，对不合理的要求不再一味遵从了，而是更尊重科学规律了。”多年来，他一直悄悄地给那位工友的家里汇钱，“尽一份心就可以了，没必要让人知道。”

站在烈日下辽阔无际的戈壁上，王新年的思绪停留在那个叫陈江的小站，“前两年去东莞出差，我还特意到那里看了看，在铁路边站了一会儿。”

三

    新运公司目前在新疆有11处铺架施工的工地，管理指挥这么庞大战场的总指挥长是一位外表沉稳的少帅，镜片下漆黑的眼睛，睫毛浓密而长。夕阳西下，坐在戈壁土丘的阴影里，看着不远处工人们操作铺架机有条不紊地向路基安放着轨排，他讲起了自己的经历，此刻，戈壁和我是他的听众。

“此时此刻，你是什么心情？”记者问，“是不是感到欣慰？”

“欣慰的同时，好像有种回到20年前的感觉。”空旷的荒漠里，16岁瘦瘦小小的陈杰从回忆里走了出来。

16岁，他接替父亲当上了一名铺轨工人。第一天上班赶上了抬枕木，“4个人一组，我个子最小，受欺负，整根枕木的重量都压在我肩上，实在受不了了，我记得当时把肩上的木头往边上一推，生气地说了声‘我不干了’就跑走了……可是冷静下来想，家里还等着我挣钱补贴家用呢，我必须坚持。”

2004年，父亲病危，临终前老人用尽全力紧紧握了一下陈杰的手，一句话没说便咽气了。“这好像是我最后一次号啕大哭，感觉父亲是把这个家从此交给了我。”

不管当工人有多累，陈杰都没有放弃学习，最终考上了大学，逐步走上了管理岗位，“所有的岗位我都干过，所以很了解职工们的心愿，也从心里想尽可能改善职工的工作条件和待遇。”

最辛苦疲劳的一年，他在4条将要开通运营的铁路工地上奔波，最忙的时候7天7夜没在床上躺过，实在撑不住，就随便找个地方眯一会儿，野外的烈日把皮肤晒得黢黑，整个脸只有眼白是白的，其他全部是黑的。这一年陈杰的头发一下子白了很多，从工地回家探亲，一见面妻子就惊呼：“你怎么一下子老了这么多？！”

“太累、压力太大、身体抗不住时，也想停下来，但恢复两天，有劲了就又闲不住了，这是干工程人的通病。”陈杰笑了，“老婆说男人就是喜欢充满挑战和激情的团队生活，像打仗似的。”

每个结婚纪念日，陈杰都会给妻子买一件纪念品，从最早的衣服鞋到现在的金银首饰，“印象最深的是结婚第一年，我从杂志上给她邮购了一条心形的项链，结果没戴多久就掉色了，害得我被老婆埋怨了好久，说我拿假东西糊弄她。”话虽然如此，但这条项链一直被妻子好好地收藏着，那是这对夫妻同甘共苦走过的岁月见证。

记者问这位新疆铁路铺架施工的带头人，“你认为什么是成功？”

他认真想了片刻，回答：“我觉得我父亲就很成功，毕竟他用一生的辛苦支撑起了我们这个家。”

如血的夕阳落尽，星斗满天。

四

    夜幕降临时，在宿营车上，记者意外地遇到了几个“80后”、“90后”工人，跟憨厚讷言的老工人相比，这几个小伙子显得思想活跃。

“你们这些记者，是不是一定要从艰苦啊、痛苦啊什么的中间找出意义？”28岁的沈鹏直言不讳地反问记者，显出比同龄人经受过更多磨难的深沉，“其实，谁愿意受苦啊！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咸阳城里长大的沈鹏，16岁时接父亲的班来到工地，像老一辈一样，这些新一代的铺路人同样饱经艰苦的磨砺，也许与父辈相比，在今天追求物质享受、选择多元化的社会里，面对现实他们有更多的失落与困惑，“一年探亲回家一次，看见高楼心里就烦，和同学都不来往了。”口气轻松而无奈。

记者发现，这几个年轻人都拿着和外边时髦青年一样的苹果、三星这样昂贵的可以上网的3G手机，“罗布泊信号不好，要放在窗户边才有信号，上网要到罗中镇，两三个月能上去一趟就不错。”

“90后”张兴伟向记者解释自己的名字，“高兴的兴、伟大的伟”，“其实也没什么伟大的。”他自嘲地加了一句，“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下来，就很伟大。”记者说。当初和这个戴着眼镜又高又瘦有些文弱的大男孩一起来的108个人，现在只剩下他一个，留下来需要忍耐和坚持。

刚刚大学毕业的李朴洋，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戒指，记者凑过去坐在他身边的一刹那，他的身体轻微地颤动了一下。

“你知道戒指戴在这里的意思吗？”记者问，他点头；“那你有女朋友了？”他摇头。

“像我们这样的谁收呀？再说，这戈壁滩，要是飞进只蚊子也肯定是只公的。”沈鹏插话，28岁的他还一直单着。

… …

    漂泊在异乡的风雪里，

    沐浴在边疆的酷暑中，

     我已成长。

选择了理想就意味着选择了坚强，

因为钢轨的那头就是故乡。

李朴洋写诗给自己打气，他给记者翻看保存在手机里自拍的照片，罗布泊的日落与夕阳、白雪与狂沙，一年四季晨昏暮晓无声地存进了手机的某个角落，“我把这些当做人生的考验。”

“这里的土我真的放在嘴里尝过，是咸的。”沈鹏说，冬天，怕指挥用的哨子冻住吹不出声音，他会把哨子贴身捂在怀里，靠体温把它捂热。